东莞市大朗镇是全国有名的毛织品产业聚集地，鲁生在这里经营一家针织衫工厂。说是工厂，偌大的双层厂房里也只有十余位工人，因为大部分生产环节均被外包出去，鲁生只做成衣最后几个洗水、染色等环节。

前些年，鲁生重金购入了十多台纺织机器人，它们能自动将一条纱线纺成衣衫，把原本外包的工作揽下。试水几年后，鲁生打算今年再添置100台，把机器人产能扩大几倍。

在制造业发达的大湾区，无论大小工厂，劳动力短缺，“机器换人”已经势不可挡。正处复工复产进行时，机器人在其中也发挥了不小的力量。

“机器换人”，大厂在前小厂在后

鲁生工厂的机器人整齐摆放在一个房间内，“我们把这叫做一体机”，纱线放在机器顶部，成品从末端输出，业内也称之为电脑横机。房间里日常只需要一两个工人看守机器状态。

鲁生的工厂，拍摄：界面新闻

每天，一台一体机能生产20件针织衫，“产量和人手做的其实差不多”，但好处在于机器产出的衣服品质更易把控。鲁生向界面新闻介绍，早期工厂购入的机器人分为进口与国产，价值100万的进口机器针种更密、编织的衣服更薄，30万一台的国产机器功能则相对简易。也因此，进口机器主要用于生产高端产品，“30块成本，出厂价要到100，没法走量。”鲁生说。

随着国产机器功能完善，价格降低，鲁生有意在今年添购100台国产机器，开始“跑量”，把利润做上去。如此下来，机器产量占比可从目前的不到5%上升至10%，节省人力可达30%-40%。

鲁生说，目前来看想要收回机器人的成本还遥不可期，但他知道，“这条路肯定是要往下走的。”

与鲁生抱有相似观点的小型私营工厂主还有很多。另一位以手工组装为主的航模工厂老板也表示，有意投资引进流水线作业。

在“机器换人”进程上，大型制造企业走在前面。美的集团旗下的库卡机器人是“机器人四大家族”之一，2018年至今，库卡在佛山顺德已建成两期生产基地，形成机器人产业园。

库卡CTO李宏伟曾向界面新闻透露，2021年上半年美的集团机器人的使用密度达到了320台/万人。在顺德的美的微波与清洁工厂，界面新闻记者也看到包括AGV自动导航小车、机械手等多种机器人设备，据相关负责人透露，美的微清工厂在三年内从1.1万名员工减员至8500人左右，整体效率提升38%以上。

与美的集团同处顺德的家电巨头格兰仕也积极投入机器人设备。格兰仕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格兰仕顺德总部已投产4条智能生产线，每条生产线17个机器人，单线每6.7秒就能下线一台产品，生产效率是传统制造模式的9倍，生产精度达到0.1毫米。

富士康集团旗下A股上市公司工业富联，则已推行多年“灯塔工厂”。据工业富联公布数据，其深圳熄灯工厂项目导入108台自动化设备，并完成联网化。整体项目完成后，人力节省280人，人力节省88%，提升效益2.5倍。

广东不仅是工业机器人的应用大省，也是生产大省。根据广东省统计局数据，2021年1-11月，广东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增长60.1%。在2020年，广东省工业机器人总体产量达到7.04万台（套），占全国产量的29.7%，产量已跃居全国第一。

“换人”背后：劳动力短缺，技术工人需求高

年后是招工旺季，各工厂均开始了“抢人”模式。界面新闻综合多家工厂招聘信息，深圳富士康将小时工时薪上涨至26-28元/小时，并给正式工开出至多7500元的奖金；格兰仕给一线技工开出了5000-8500元月工资；华为南方工厂（东莞与深圳）的一线工人工资达8000至上万元。

据鲁生介绍，服装制造相比于电子制造更依赖人工，尤其依赖熟练工。他厂里的熟手，旺季（有加班）的工资可达到上万元，淡季也有六千元。但问题是招不到人了。

“很多年轻人不愿意来工厂，我厂里基本上都是三四十岁的大龄员工。做服装的学习周期长，同样的工资，很多年轻人宁愿去餐厅做服务员、送外卖等等。”年轻人不愿进厂做学徒，这也意味着未来熟手将越来越少，出现断层。鲁生感叹道，十年来东莞整体工人数量都在减少，老板们必须未雨绸缪。

农民工是制造业用工主力，但人数与年龄均在上升。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0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20年中国农民工总量28560万人，比上年减少517万人。与此同时，农民工老龄化趋势也十分明显，2015年至2020年，50岁以上农民工占比从17.9%上升至26.4%。与此同时，新一代农民工则倾向于选择外卖、快递等灵活性更高的第三产业工作。

劳动力短缺及用工成本上升，是机器换人的重要推动力。一份以2018年广东省600家企业为样本的调查论文《劳动成本上升如何影响企业机器换人投入？》显示，劳动成本对企业机器换人的投入有正向促进作用，劳动成本每提高1%，企业机器人投入会增加约2.6%。

广东省科协智能制造学会联合体主席团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刘奕华在接受界面新闻采访时表示，“广东省是制造大省，但还不是真正的制造强省。”这主要体现在智能制造能力方面，例如智能装备关键零部件、芯片以及自主工业软件的缺失。

刘奕华将智能制造分为三个范式：一，以机器换人为主的第一代智能制造；二，以“互联网+制造”为模式的第二代智能制造；三，以“人工智能+互联网+数字化制造”的新一代智能制造。三种范式应并行推进。

机器换人，意味着工厂从单元装备开始投入智能化，这只是转型的第一步，之后还有工厂设备间的联网、工厂整体的信息化改造等。上述“三种范式并行”也意味着，不同工厂应按自身需求和规模进行不同程度的智能化转型。

另一方面，“换人”并不代表工人失业。刘奕华提出了另一种思路： “技术工人越来越缺，这是肯定的，但智能制造（设备）也需要人维护”，他指出，国家认定了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等多领域的新职业，技术工人门槛越来越高。随着机器增加、传统流水线普工减少，新一代制造业工人们也将往技术水平更高的新出路迈进。